1952年，日本东京。18岁的山田喜美子直面53岁的张大千，慢慢解开和服的腰带，脱掉身上的衣服。她涨红了脸，低下头低声恳求：“先生，拜托了！”张大千愣在原地，随后拿起一根炭笔，走向了画案。
1952年，日本东京上野，国画大师张大千暂居在一间日式庭院里。他这次来日本，是为了采购顶级的画纸和颜料。
东京著名的画材店“喜屋”老板，专门雇佣了18岁的日本女孩山田喜美子，负责照顾张大千的饮食起居。
山田喜美子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跪在榻榻米上用抹布擦地，然后端着做好的米饭和烤鱼走进画室。
连续几天，山田喜美子端进去的饭菜，原封不动地端了出来。
张大千站在宽大的画案前，手里捏着毛笔，盯着铺开的宣纸，一笔未落。地上扔满了揉成团的废画稿。
几名日本画界的朋友来访。张大千指着地上的废稿，拍了拍桌子：“中国画画仕女，如果不懂西方人体骨骼肌肉的透视，画出来的永远是轻飘飘的纸片人。我必须进行人体写生！”
朋友们面面相觑，连连摇头。
战后的日本虽然受西方影响，但民间观念依然极其保守。
张大千开出三倍的高价，托人找了几个月，也没有一个日本女人愿意在一个外国老头面前脱光衣服当模特。
张大千急得在画室里来回踱步，连连叹气。
山田喜美子端着茶盘站在门外，听到了里面的对话。她不懂什么是国画，也不懂什么是透视，但她每天看着张大千对着空白的宣纸发愁，知道这位大师的画笔被卡住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朋友们都没来，画室里只有张大千一个人在调墨。
山田喜美子端着一盆清水走进去，放在桌角。她没有退出去，而是转过身，走到画室的木门前，反手将门锁死。
张大千听到锁门声，抬起头。
山田喜美子走到张大千面前两米处，停下脚步。她抬起双手，捏住和服腰间的宽大系带，用力一扯。
系带散开，丝绸质地的和服顺着肩膀滑落，掉在榻榻米上。
18岁的山田喜美子浑身赤裸。她涨红了脸，双手紧紧贴在大腿两侧，低下头，声音发颤地吐出一句话：“先生，拜托了！”
张大千愣住了，手里的墨锭停在砚台上。
他看着眼前的异国少女，没有走上前，也没有伸出一根手指去触碰她。张大千的眼神里没有丝毫轻薄与邪念。他放下墨锭，拿起一根炭笔，大步走到画架前。
“别动，保持这个姿势。”张大千沉声说道。
画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炭笔在宣纸上摩擦的“沙沙”声。张大千手腕翻飞，用最干净的目光和最稳的笔触，将少女的锁骨、背部曲线和身体透视，一笔一划地勾勒在纸上。
从那天起，山田喜美子成了张大千的专属模特。
张大千作画时，山田喜美子就站在一旁，替他研墨、抻平宣纸、清洗画笔。画完画，张大千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，用毛笔写下汉字。
“这个字念‘山’，这个字念‘田’。”张大千指着纸上的字，一个音一个音地教山田喜美子说中文。
张大千还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“喜媺子”三个字，递给她：“以后，这就是你的中文名字。”
两人跨越了35岁的年龄鸿沟和国籍的界限。
几年后，张大千决定离开日本，移居南美洲。
东京羽田机场。张大千提着皮箱，看着前来送行的山田喜美子。他伸出三根手指，语气严肃地定下规矩：“我们定个约定，一周一信，绝不能断。”
山田喜美子用力点了点头。
张大千先是到了阿根廷，后来又搬到巴西，建起了著名的“八德园”。
跨越半个地球，一封封贴着南美邮票的信件，准时寄到了东京山田喜美子的手里。
这位年过半百、阅历无数的艺术巨匠，在写给山田喜美子的信里，用词直白得像个陷入热恋的年轻小伙。
他在信纸上用毛笔写道：“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，做梦都看你在梳头，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！”
“千万不可忘了一周一信之约言。”
“我老矣，他无所念，惟日日念念于汝耳。”
山田喜美子看完信，把信纸叠好，放进一个带铜锁的木箱里。
她拿出一张干净的信纸，用张大千教她的中文，一笔一划地写好回信，装进信封，走到街角的邮局寄往巴西。
这样的通信，维持了十几年。张大千一共给山田喜美子写了79封情书。
后来，因为异国他乡的距离、动荡的时局以及种种现实原因，两人的通信渐渐断绝。
1983年，张大千在台北病逝。
消息传到日本，山田喜美子没有去台湾参加葬礼。她依旧住在东京的旧屋里。有人上门提亲，她全部摇头拒绝。
她守着那个上了锁的木箱，一个人在东京生活。
2014年，山田喜美子在东京孤独离世，享年80多岁，她终身未嫁。
亲属在整理她的遗物时，找来锤子，砸开了那个生锈的铜锁。
木箱打开，79封泛黄的中国毛笔信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里面。
这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跨国绝恋，才随着信件的曝光大白于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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